中国明代白银本位的确立与江南园林的兴起 | 赵晶鑫 | 时代建筑2020年第1期
中国明代白银本位的确立与江南园林的兴起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lver Standard of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a and the Rise of Jiangnan Gardens
赵晶鑫 ZHAO Jing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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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蕴秀之域
中国园林一直以来被海内外作家认为是中国文化特质的一个关键展示窗口。顾城曾说道，“中国人只创造了两个理想，一个是山中的桃花源，一个是墙里的大观园。” 而中国园林就是要把桃花源搬到大观园里，除了从普世性的艺术美学角度考量，江南园林实际上承载着更广泛的社会角色。
位于江苏扬州内的个园凭借着“四季假山”的旨趣构思在面积不足50亩的园子里创造了“小而精”的典范，堪称中国园林的孤例。而留园则有着“大而全”收放自然的显著特征，利用层层相属的建筑群组与空间藏露互引，呈现出精美宏丽的无穷境界。
个园
留园
而最能体现明代苏州园林精粹的则是始建于南宋时期（公元1127—1279年）的网师园，它也是第一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四个园林之一。整个园子分为三部分，东部以住宅为主，中部以彩霞池为中心构建园景，西部为独立的殿春簃。1980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仿殿春簃小院，在大洋彼岸建造了一座名为“明轩”的古典庭院。
网师园中部园景
明轩
殿春簃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园林已然成为中西方观念中对于中国文化的最高审美样本。一座园林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寻求安宁和梦境的精神家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对于生命宏观主题的哲学体现。和谐与精致的韵律则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在园林方面的投射。
2 历史人类学的启示
建筑学作为具有悠久传统且占用巨大社会资源的行业，实际上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园林则是建筑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仅从美术审美角度无法追溯该建筑形式形成的社会动因和源头。
年鉴学派领军人物勒高夫（Jacgues Le Goft）在20世纪70年代论述新史学时，曾经描述了史学的一种可能的前景：或许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会合并成一个新学科。保罗·韦纳称这一学科为“社会学史学”或“历史人类学”。
本文尝试用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跨越学科壁垒，揭示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互动——即在白银本位货币制度确立的大背景之下，梳理中国江南园林的兴起与东方审美意趣形成的潜在关系。
袁江绘瞻园图
柯律格曾发表多部探讨中国园林与物质文化的专著，其中对过去东西方学者以纯美学的审美角度来思考园林的态度提出质疑，认为园林应该有其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主张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思考园林。
3 园林还是昂贵的不动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明代中后期的园林从社交的场域提供了人们宴集文会的场所，也是借其中的珍贵收藏、建筑布设彰显拥有者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的媒介，具有标志园林主人身份的文化象征作用。
不仅如此，如柯律格所说，园林还是昂贵的不动产。在中国，由于人们的世界观很忌讳谈论文化活动的经济意义，因此园林的经济学意义因为缺乏考据而变得难以概述。所以，作为一种物质文化景观，园林是一种特殊的人造物。
很多文献都提到过拙政园曾被王献臣的儿子赌博输掉的故事。与所有地产一样，园林频频易主的故事也常见于明清史料，而清代作家记载尤多。其中一人扼腕写道，“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然不立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到17世纪时，很多园林在同一代人手里至少转手一次，这已不再是个别现象。依平分遗产的惯例，这些园林都应被分成数块，而整体转让比分给继承者更有利于保证它的完整性。[4]167
拙政园中部荷风四面亭周围景物
拙政园中部香洲雪景
可以说，正是因为园林产权的这种脆弱性和可交易性才使得它更符合“财产”的定义。作为得失始终为世人关注并津津乐道的一块土地，园林完全有理由纳入土地经济的流通领域，而土地经济是大明帝国和封建精英们赖以存在的基础。
4 溯源江南地区的经济兴起
为什么是江南地区造就了园林的繁荣，康温格在《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中从自然、人文及社会层面逐一做了论述：
“就江南的自然条件而言。园无石、水不成园林，以水为灵魂，江南境内有太湖、阳城湖、昆承湖等为数众多的大小湖泊与水道，极具筑园的先天优势。加上太湖地区又盛产造园所需的奇美石材，为江南的园林盛景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此外，江南水乡的优良气候环境，也为造园所需的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因此江南得天独厚，具有先天丰高的造园自然资源。”[2]3
冠云峰，位于苏州留园。这通太湖石原在已消失的明代徐绍朴的园林内，当时就已出名
明陈洪绶《米芾拜石图》
据韩明士（ Robert P. Hymes）的研究，南宋时期江南的地方精英已经逐渐崛起，乃至明代时期江南文风鼎盛，有关明代江南地区的人才辈出。如著名的吴门四家:沈周（1427—1509年）、仇英（1509—1551年）、文徵明（1470—1559年）、唐寅（1470—1524年），皆有为己、为人的园林记文，沈周、仇英、文徵明甚至还有许多以园林为主题的画作留存下来。因此可知，明代江南地区的画坛与园林之间的互动甚为紧密[2]3。
其实与前两点相比，江南的社会经济条件才是园林形成的绝对因素和基础。明代自成化以后，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社会日趋富庶，而生活亦渐趋奢侈。
按照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说法，“到1800年为止欧洲和西方绝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中心’的话，客观地说不是处于边缘的欧洲，而是中国更有资格以‘中心’自居。”而江南地区正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明代长江三角洲地区
江南地区的范围聚焦于消费经济商品交易、城市发展与水陆贸易运输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沿海的日本和中国海盗的走私活动也一直没有间断。实际上最终江南地区承担了中国内陆的经济枢纽以及走私贸易中转站的双重角色，成为商品经济的地理枢纽。而正是这一系列的天时地利人和，催生出了独树一帜的园林文化。
5 白银本位的确立
弗林和吉拉尔德兹说，“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的帝国）”。[3]这种说法并非夸大其词，事实的确如此。中国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得益于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在1800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总共获得了约6万吨白银，占全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左右。
16—18世纪世界白银的生产、出口和接收
产生飞速增长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领先地位。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实现的。同时中国对白银的吸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朝政府早期被动地接受了纸币的政策，但因为发生危机时滥印纸币总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恶果，明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纸币的印制，接着又停止了纸币的使用，开始全部使用铜钱和银锭。
带汉字印记的双球双柱，银币银元初入我国，商家钱庄不辨银子成色不敢轻易收存，都用字印戳记砸验
带戳记的墨西哥鹰洋
后人往往把白银本位的确立归功于明代，但明代官方对银币的态度分外矛盾：经历了从最初抗拒到最后接受的转变。禁止白银是为了推广纸币，不让白银与纸币竞争，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以帝王意志为转移。到了1436年明英宗登基之后，不得不“驰用银之禁”。最终明代政府终于逐步承认了白银的地位，并延续至19世纪中叶。
6 明代江南园林生活背后的士商互动
江南园林取得了如此成就，背后反映的审美趣味以及主人又是什么样的身份属性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举例而言，苏州城内东庄的相关志书和文学作品总共提到了与15世纪苏州园林文化有关的十二个人物。这个群体最突出的特点是盘根错节的官僚小集团，他们大多都曾在翰林院或监察院担任过显赫的官职，或是有名的书法家和画家如夏昶、沈周、吴宽、刘大夏和李东阳等[4]12。
而夏昶和吴宽则是集高官与艺术家于一身的通才，先后担任过作家兼艺术家文徵明的老师。吴宽通过编撰地方志为东庄贴上了园林范本的标签；沈周是吴家的近亲，既是一位富有的大地主，也是著名艺术家，东庄因多次出现在他的诗与画中而流芳百世。
左图：第二十二开耕息轩
右图：第十一开振衣岗
芭蕉槛
小沧浪
学者余英时认为 “士和商则无疑是当时最活跃的两大阶层”。在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区域从事经济活动的商人，会通过家族互动与科举制度逐步走向文人化、官僚化，最终融合成多样身份属性。
《杏园雅集图》所描绘的是当朝官吏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在杨荣杏园内聚会的情景
我们常常会拿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做类比，甚至认为日本园林虽然脱胎于中国山水园林，但表现得更加纯粹，也更具有精神性。然而实际上就园林的主人而言，这根本就是不可比较的两个“物种”。中国园林反映的是中国明清文人化、官僚化的商人阶层的世俗情趣，而日本园林情况则大不相同。日本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制度并没有学习中国，一个是科举制度，一个是太监制度，所以日本实际上没有这个士商转化的途径。日本园林的主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皇家园林，如桂离宫，修学院离宫等；另一类则是更具代表性的枯山水园林，来源于日本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僧侣阶层，正是他们背后的强大资源和高度的精神修养，造就了日本园林艺术。和伊斯兰世界一样，作为宗教领袖的方丈，实际上拥有精神世界的最高解释权。方丈庭院代表的是一种与世俗世界对立出世的参悟水平，或是引申到背后的宗教集团的一种精神传达。与日本园林所有者的性质不同，中国园林的所有者则是集商人与地主、文人与官僚于一体，所创造的属性更趋向世俗化，通过圈层交往来投射品位与身份，是极具消费精神的场域。
桂离宫
建仁寺，方丈庭院
7 一个充满活力与风雅趣味的繁华时代
园林作为明代展示成功与格调的舞台，消费与品位构成了正向的循环。在彼此的交互作用下，风尚与消费之间的互动更加频密，形成了一个充满创造活力与风雅趣味的繁华时代。这再度说明了明代的园林风尚与消费文化确实存在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
与此同时，园林不仅仅是文化的盛宴，同时也是消费主义的狂欢。张岱曾自称其“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明代文人园林中也不乏有迎合此趣味者，如江盈科（1553—1605年）。《后乐堂记》中曾记载园林主拥有善歌曼舞的男童声伎，每逢酒酣耳热的子夜，都要为其上宾引吭高歌。“公蓄两娈童，眉目姣好，善舞，子夜歌，酒酣命施铅黛，被绮罗，翩翩侑觞，恍若婵娟之下广寒，织女之渡银河，四坐宾朋无不凝昐解頤，引满浮白，饮可一石而不言多。”这些过往的图景与画面更像是拉斯维加斯式的梦幻秀场[2]210。
另外大量的明代文献显示，那些有名的园林一般都是对外开放的。富贵和品位的展示都需要社会舞台，如果没有观众，二者都无意义。他们需要消费来吸引人的眼球，整个上流社会作为一个公共精英群体而相互影响和发展。
本文试图建立和揭示白银经济与江南园林文化风尚之间的联系，达成一种对建筑文化边界的讨论，在设计创作之余能为建筑观念和审美评价提供更广泛的可能性。
（图片来源：所有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分别来自《江南园林志》、《苏州古典园林》、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沈周《东庄图册》，现藏于南京博物院、文徵明《拙政园十二景图》，现在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参考文献：
[1]徐瑾.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康温格.《园冶》与时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3]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4]柯律格.蕴秀之域：中国明代园林文化[M].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
[5]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6] 柯律格.雅债：文征明的社交性艺术[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7]童寯.江南园林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8] 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0年第1期 精细化再生：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赵晶鑫《中国明代白银本位的确立与江南园林的兴起》，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上海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赵晶鑫，男，上海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合伙人/副总建筑师，原境界美术馆 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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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杂志责任编辑：戴春，王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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